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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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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法学研究者,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员。从经济与法治的视角探寻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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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计划经济破产了,计划教育在继续  

2011-06-30 17:48:16|  分类: 时势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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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张千帆曾经向教育部递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批评部属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6月6日和7日是2011年的全国高考,由于高考户籍限制政策,许多北京随迁子女都回到户籍地参加高考。之前,部分家长曾公开向有关部门投书,希望能够在随迁子女所在的读书地解决子女的高考问题。尽管这种政策今年看来已经不可能实现,明年会不会有一些松动还是未知数,但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动者,张千帆还是在为这些家长不遗余力的鼓与呼,并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法规政策咨询。


  放开高考户籍限制条件标准应该以孩子为中心


  记者:我手头有一份非京籍家长撰写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不少于一年,上海北京等地不少于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于一年,上海北京等地不少于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或者居住证等。您认可这些条件吗?


  张千帆:他们主要针对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车有房,也是纳税人,除了户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样。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出发点是政策出台的可行性,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参加高考,给北京资源带来巨大压力,后果会比较可怕。一开始,设立标准是有必要的,但标准设在哪还要再讨论。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在北京有没有房子和车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市民也没有自己的车和房子,所以还是要从受教育者的权利保障角度来看。目前看来比较合理的标准是受教育者的学籍,看他是否读完完整的高中学历,这样做是比较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体系,孩子回到户籍地不能适应当地高考。


  大多数北京人应该能接受随迁子女


  记者:您认为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哪些外来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吗?


  张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说明白之后,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的是随迁子女,接受他们的子女比接受其他的理由要容易。孩子不随迁,就会面临孩子和家长分居两地的留守状况,对孩子心理和成长带来伤害。同时,纳税也可以作为证明,说明这些家长和其他居民一样为北京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房子和车子这些可以当做辅助证明,他们确实不是“高考移民”,是父母确实是到北京来工作,长期定居北京,但是由于对外来人口的控制,没有得到北京户籍,其他方面与北京居民是一样的。


  记者:现在呼吁高考公平放开户籍限制的家长都属于北京的中产阶级,请问农民工的孩子怎么办?谁为农民工的孩子呼吁?


  张千帆:农民工的工资也被扣税的,他们也是纳税人;不论交多少税,他们为北京市做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房子可能是租的,甚至是合租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歧视子女受教育权的必要条件。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学习,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考虑到可行性,集团越小推动力越大,农民工的群体很大,目前还没有加入呼吁高考公平家长的队伍。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搭便车”,同时也会增加改革成本和风险。有时候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个权衡,目标可能不完全正当,就是为了特定阶层的人争取利益,但他们自己的诉求也是正当的。如果他们这群人得到维护,不妨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再推广受益面,让农民工的孩子也能受益。


  不能怪高考移民,要怪不公平的招生体制


  记者:目前打破户籍壁垒通过买房会有一些松动,像天津市某些区县,只要你在那里买房,就可以拿到蓝印户口,子女高考升学享受直辖市的待遇,您怎么看待天津市的这种户籍放开政策?


  张千帆:这种放开也是暂时的,全国好多省市像陕西、海南、新疆等都有类似的规定,在它们目前需要资金、人才,就吸引人们过去。但等以后相对饱和,政策还会紧缩。说实话就是圈人圈财的一种方式,不可能常年进行下去。


  记者:这种行为合法吗?


  张千帆:这种做法也没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难界定合法与否。高考移民是现有格局下很自然的倾向,因为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就对不同地区的考生设立了如此悬殊的录取标准,怎么可能不会产生高考移民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机会、追求幸福、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不能怪高考移民,只能怪不公平的招生体制。既然政策本身存在的空子,放着空子让别人去钻,肯定会有很多人钻空子。


  记者:您认为人为地设定不同的录取标准是一种地区歧视吗?


  张千帆:部属高校对外地考生的录取标准比本地考生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无疑是很严重的歧视。这种歧视的后果就是高考移民。北京不是很迫切的需要人才,不会像天津、海南等实施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因此会把户籍门槛设置很高。像呼吁高考公平的那些家长也都是人才,只不过因为门槛太高,他们得不到北京户口。


  记者:今年北京给与非京生源毕业生留京指标名额为6000个,比去年下降2/3。与此相关,整个北京市对于外地户口进京的户籍指标,也有大幅缩减。面对这种现状,您认为随迁子女还能享受在京高考的待遇吗?


  张千帆:一个城市在开放初期会比较放开政策,用以吸引大量的人才。像北京上海等地一开始开放,就会给大家一种错觉:中国似乎走上开放平等的不归路。但改革一段时间后,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就会重新走回歧视的老路。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往加剧歧视的方向走。比如报考北京市公务员要求有北京市的户口,就是进行收缩的排外政策。随着就业压力加大,排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以后甚至可能会要求大学毕业留北京工作也需要户口;如果发展到那一步,就等于把北京市的就业机会全部保留给了北京居民。这些都是公然的地域歧视。


  解决高考户籍限制可以尝试准户籍制度


  记者:其实那些随迁子女并不是想要户籍,他们只是想得到获得高考权利的机会,但现在却陷入一个没有户籍就没有高考权力的怪圈,您认为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怪圈?


  张千帆:要解决高考户籍限制,也许可以尝试逐步放开,随迁子女在高考上获得与北京孩子平等的权利,但医保和社保可以滞后,这样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和难度。由此也可以看到,户籍改革是很难的,这么多年都说要改,形式上可能是改了,但户籍捆绑的实际利益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户籍放开后确实会产生许多实际问题,譬如“高考移民”。只要口子一开,即便不为了其他福利,也会来北京租房子,让孩子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结果就是加剧北京的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甚至推高房价。在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人为集中了优势资源,很多人趋之若鹜,就是想要分享这些资源;住房需求越高,土地又实行控制,必然会造成住房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后果就是抬高房价。这是基本市场规律。所以我说如果能够解决高考移民问题,说不定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房价上涨呢。但是有没有在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解决“高考移民”呢?我们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只要取消招生地域歧视,在全国实行统一录取标准,“高考移民”问题马上解决——到哪里考试都是一样的录取机会,还“移民”干什么?


  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模式是以城市为中心


  记者:为什么每个省的高考录取分数会不一样?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张千帆: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几十年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城市为中心。高等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首先是京沪,国家要保证它们的发展。教育自然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经济越发达,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都越发展。今天我们看到,985、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这些省市的部属大学虽然直属中央,由全国纳税人供养,但是它们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招生过程中给本地考生以巨大照顾。比如北大受到北京市的管控,也享受了北京市给予的很多优惠,譬如免费批地,北大为了和北京市搞好关系,名额必然要倾向于北京当地的居民。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各地照顾本地考生的能力很不一样。比如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人口多、学校少,吸纳本地考生能力低,造成考生考试压力巨大。这就是招生地域歧视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几十年来似乎没有怎么意识到。


  记者:按说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歧视应该逐渐消除,但现在这种地域歧视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张千帆:从招生指标分配比例上看,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招生本地化现象稍有控制。但考察各知名院校,他们的招生名额的比例各年都差不多。问题在于过去招生是不平等,但是因为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还有基本统一的录取标准,实现平等还是可能的;现在则实行“分省命题”,统一标准不存在,根本没法实现招生平等。


  分省命题是掩盖歧视的烟雾弹


  记者:对于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事件,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45名学生是不是“实验的牺牲品”?


  张千帆:大家常年形成一个习惯,把焦点集中在表面现象,高考就是表面现象。高考就两三天,却成为全国亿万家庭最重要的日子。实际上,高考只是一个手段,只是为录取提供一个标准,也未必是惟一的标准,考试方式也可以变化,但是既然还不能靠抓阄来决定录取谁,那还是要有个标准吧。其实南科大可以有自己的考试,自己出题改卷子;北大、清华、复旦,任何一个学校理论上都可以设计自己的卷子,但是不论什么卷子,必须对全国考生统一。如果北京人用的是一套卷子、山东人用的是另一套卷子……就又是一种歧视。2002年前,全国高考是统一的(上海例外),但是同一所学校对各地考生的标准不一样。2002年之后半数省市逐渐实行“分省命题”,连考卷都不一样,标准更不可能统一,必然继续歧视。现在看来,分省命题只是掩盖歧视的“烟雾弹”。录取的北京考生分数低、山东考生分数高,那也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是北京考卷难、山东考卷容易呢?完全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笔糊涂账。计划经济破产了,计划教育却仍在继续。计划经济的时候实行粮票、油票、肉票,后来实行市场经济取消了;大学招生指标就相当于教育领域的“粮票”,改革三十年却雷打不动。


  记者:1987年上海开始自主命题,可以说是自主命题的先行者。从您的角度上看,上海的这种自主命题有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张千帆:我认为没有什么成效。说是搞“地方多元化”,其实数理化、英语、中文语法有什么“地方特色”?现在一谈统一考试就“谈虎色变”,其实统考有什么可怕?如果全国统一命题的话,可以成立由各地一流专家组成的命题委员会,保证统一命题的质量,至少要比许多地方命题质量高。美国不也有统一考试吗?我们都知道SAT,但是美国大学录取确实不把考试成绩当做惟一因子,社会实践、老师推荐信等都可以作为参考标准。但放在中国就行不通了,我们的社会信誉没有建立,至少目前还不得不看考分;如果中国不依赖考分,那就只能依赖金钱关系权力,现在依赖考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改革高考制度,可以学习美国等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命题质量。如果集中全国最好的老师命题,肯定高于一个省的命题质量,并且也有利于接受公众监督。各省自主命题容易造成暗箱操作,背后滋生腐败。高考命题用不着地方化,它不可能提高命题质量,也没有促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谈了那么多年,你看到哪个地方实现了?高校资源最集中的北京应该是高考压力最小了,也没实现什么素质教育;只要有条件的家庭,孩子照样在各种辅导班、补习班疲于奔命。


  官办学校没有关门的压力,就没有改革的动力


  记者:您觉得学生不选择参加高考,而是选择通过自主招生上南方科技大学,这在将来会不会是另外一条出路?


  张千帆:我觉得是一条出路。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国,但毕竟出国留学成本很大,有能力出国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南科大如果发展得好,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个福音,有利于触动中国大学猛醒。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考试大国,大学在高需求的情况下没有压力,也就没有真正改革的动力。如果连北大都面临关门的危险,它就要好好反思了。但现在不论办得怎样,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挤着上北大,它永远不会有关门的危险,也就不会有压力把学校办得更好。


  如果有南科大这样的学校放手发展,为中国提供一种更好的教育模式,使民间教育和官办教育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点压力。如果将来南科大学能挑战中山大学甚至北大的地位,连北京的考生都至少会在选择北大和南科大之间犹豫一下,那时候也许有点希望。现在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供给方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供给质量肯定会很烂——烂又如何?每年上千万的考生,绝大多数都得乖乖给国内大学交学费。如果大学供给大大增加,一方面会增加供给之间的竞争、提高办学质量;另一方面会降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高考压力就自然减轻了。现在学生高考为何有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大学恢复招生三十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别什么事情都拿高考做替罪羊,这和高考没什么关系。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优质大学本身就是一根“独木桥”,太少了。为什么那么少呢?归根结底,行政化的计划办学模式把所有民间教育发展的动力统统扼杀了。从准入、招生等一系列环节上歧视民办教育,把论著数量这些只适合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体系削足适履地用于所有大学,极大打击了一般院校提供优质本科教育的积极性,最后导致全国人民看得上的大学就只有北大、清华等那么几十所985、211“名校”。这些大学还学美国哈佛、耶鲁搞所谓的“精英教育”,每年只招区区几千人,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吸纳几百万考生大军。由此造成的高考压力让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孩子都陷入应试教育,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为高考备战。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1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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